许纪霖先生认为，一方面，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和学术中心，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，而是国家政治。上海则不同，晚清以来，其政治权力一直多元化，因而成为一个社会中心和经济中心。另一方面，北京是一个二元社会，包括首都人和北京人两个群体。而上海是个一元社会，人们基本共享同一种市民阶层文化，文化人有市民气，市民阶层有小资气。

近期，湖北、江苏、四川、珠海等地都相继放宽政府引导基金的存续期限和投资期限，有的甚至长达15年。延长基金期限最大的背景，无疑是创投基金退出难。

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，中国股权投资市场（包括早期投资机构、VC、PE）投资规模2018年为10788亿元，按投资周期3—8年计算，意味着从2018年到今年上半年，有总计超过6万亿元的创投资金正在或逐渐面临退出问题。

而清科研究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《2024年上半年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研究报告》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中国股权投资市场退出数量同比下降63.5%。创投基金退出问题无疑成了普通合伙人（GP）的心头之痛。

基金退不出怎么办？向有限合伙人（LP）申请延期是当前大部分创投机构的一大诉求。但问题是，LP允许延期吗？跟记者交流的创投机构人士普遍表示，大部分的国资LP迫于种种压力，都不同意延期。虽然有国资LP人士表示，对于到期的基金，会按实际情况看是否给予延期，但实际上很少机构能真正得到延期许可。

有国资LP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：“如果是以投资为主业的国资国企，或许会同意延期，因为领导了解基金运作的客观规律和困难。但很多不以投资为主业的国企，为了规避风险，一般都会拒绝延期。”该人士表示，尤其对于那些运作了多年，业绩不好，投入资本分红率（DPI）不达1的基金，会更坚定地拒绝。当然，不管是否允许，大部分基金无法退出，LP也只好接受延期，别无选择。

若真迫于审计压力，国资LP只好向GP追责，结果就是，GP向被投企业发起回购，企业面临巨大的回购压力。正如今年深创投密集向企业发起回购一样，也正是出于程序合规的原因。

有国资LP坦言，不予延期确实有不得已的理由，其中包括上层的考核、纪检、审计，以及内部的风控等。追溯起来，民营的创投基金也好、国资基金也罢，最开始设置的基金期限都很不市场化，也就是没有根据风险投资的本质规律去设置，这为后来人民币基金的投资和退出埋下了隐患。

与美元基金普遍10年、11年的期限相比，人民币PE基金（以Pre-IPO为主策略的基金）期限普遍是“3+2”甚至更短，VC基金的标准期限则是“5+2”，10年期的基金凤毛麟角。此外，作为国资LP，其母基金在2015年—2016年设立浪潮之时，也没有过多考虑基金未来有可能延期的问题，更多考虑基金能否设立起来，怎么投出去。

但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出资文件中是否有明确延期问题显然已经不重要，倒不如想想如何探索更市场化、更符合创业投资特点的基金投资周期。记者观察到，已经有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开始了这一探索：

9月26月，深圳首只种子基金设立，存续期15年，其中投资期5年；9月30日，规模为10亿的珠海科创长青创业投资基金官宣完成备案，存续期最长可达14年，其中投资期8年，退出期4年，并设有2年延长期；同月，湖北省政府印发的《湖北省科技金融质效提升行动方案》中也提出，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参股区域创投母基金存续期限和投资期限放宽至10年；更早前，苏州围绕生物医药领域打造的专项母基金，其存续期也达到15年，其中包含7年投资期，8年退出期，2年延长期限。

而早在去年，广东省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二期也设定了长达17年的基金存续期；安徽也提出，对升级政府性股权投资基金参股的风投创投子基金存续期，放宽至不超过15年。

对于基金的存续期，有国资LP人士对记者表示，不是要一味追求基金长周期，而是需要对基金进行差异化管理，“比如投早期的基金，就需要长达10年以上，但如果投后期的基金，就不一定要这么长的周期。”此外，与记者交流的国资LP人士普遍认为，基金的存续期实际上对GP来说是把“双刃剑”，一方面确实给投资和退出带来一定的限制，但另一方面，也是给基金管理人的一种约束，促使其充分发挥专业能力，为LP创造回报。

事实上，打造耐心资本，延长基金期限只是其中一个侧面，或许更重要的是，国资LP需要配套合理的考核机制，以及转变投资预期和投资逻辑，以真正使投资更加市场化和专业化。

校对：苏焕文股票带杠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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